大家知道我長期研究政策與體制，那麼看待那位15歲少年的時候，不管有沒有百岳經驗、裝備如何或是帶幾碗泡...

大家知道我長期研究政策與體制，那麼看待那位15歲少年的時候，不管有沒有百岳經驗、裝備如何或是帶幾碗泡麵，就不是我的關注重點，因為救下一個他，還會有千千萬萬個他。

假如出事的是一個組織或團體，有名有姓，責罵還會有點作用，因為可以透過輿論強化內控機制。

假如出事的人來自「社會大眾」，那不管怎麼罵都無濟於事，因為如何爬山是人民的自由。或許網路上群情激憤會起一些警惕作用，但基本上疫情年的潛在登山人口太多了，幾乎防不勝防，且明年可期繼續延燒下去。

● 面對社會大眾(自組隊)，以教育 + 宣導為解，短期內不容易看到效果，但這是現在就必須開始做的事情。有人會高喊要封山、要使用者付費、要仿戒嚴時代的特許登山，但讓政府管東管西，事情真的不會更好，日後反而會萌生更多問題。
● 面對商業登山服務，得盡快脫離無法可管的窘境，以列管為解，尤其嚮導服務和協作服務之中，後者才是大幅降低登山門檻的重點對象，兩者相關但不可混為一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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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這整起事件中，比起少年和家屬，那一通提出要求的電話才是重點吧！客觀來說，任何家屬在那種情況下都會想盡快見到人。

但為何協作感到為難，乃至為何有人提出這個請求，大家就要瞭解一下我們臺灣山林的「地下秩序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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